简一思迈报道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庭留在治疗室内

在青少年危机干预中，父母或照料者常常处于尴尬的位置。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往往被排除在正式治疗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Pooja Saini教授在一次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期干预的会议上，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照护：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留下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照料者留在治疗室内，而不是被边缘化？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青少年，都是由照料者带来的。照料者通常是第一响应人，在服务介入之前就一直在管理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变化，而照料者的观察几乎从未停止。他们描述自己反复检查孩子的情况，感觉必须证明情况有多糟，别人才会采取行动，并且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叙述。对于那些已经这样生活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在单次咨询中是无法被完全理解的。

更棘手的是，同样承担风险的照料者，原本希望为孩子争取支持，却发现自己被当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有些人描述说，无论是在书面还是口头交流中，都感受到了责备——这一点，照料者和青少年都能敏锐地察觉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服务长期以来在青少年出现问题时倾向于审视父母教养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种态度都会带来代价：当青少年感觉自己被挑拨与照料者对立时，他们可能会退出治疗，而原本旨在帮助他们的干预也可能在开始前就停滞不前。

或许存在另一种值得设想的模式。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仔细阅读一个人的病史，包括早期的创伤经历时，照护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会议中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具有攻击性，直到有人阅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随后调整了照护人员和方式。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时间和关注：有人有时间去阅读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而照料者通常已经掌握了这类信息，并且可以在家中继续这项工作。似乎可以合理推断，当照料者以这种方式被纳入时，青少年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青少年可能会将照料者推向崩溃边缘，而一个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也可能发现照料者自身陷入困境。

这些都不是脱离现实限制的。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清楚自己希望提供的照护，却缺乏足够的时间。在压力重重的服务中，将家庭纳入核心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稀缺资源。不过，一些有帮助的做法其实很小：与照料者共同设计的资源、承认照料者经历的沟通、为照料者提供的同伴支持、以及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的关系性举动。一些社区服务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料者，使青少年在家中透露自伤行为时，能得到更稳定、更有准备的回应。

照料者的位置仍然悬而未决。他们对青少年至关重要，但在服务组织方式上却被搁置一旁，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够完全容纳他们。围绕个体患者建立的服务，没有为那个在家中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为任何设计或提供危机照护的人留下了问题：对于这项服务而言，照料者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要怎样才能在危机迫使之前为他们留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经累积多年、却从未被测量的照料者，我们又亏欠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