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庭留在“房间”里

当年轻人陷入危机，需要紧急心理干预时，父母或照护者往往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常常被排除在正式治疗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在近期一场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期干预的会议上，Pooja Saini教授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照护的现状：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一个问题萦绕不去：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照护者真正走进“房间”，而不是被留在门外？

照护者的困境：被忽视的第一响应人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年轻人，都是由照护者带来的。在专业服务介入之前，照护者往往是第一响应人，承担着管理风险的重任。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急剧变化，而照护者的警惕几乎从未松懈。他们反复查看年轻人的状况，感到必须不断证明情况有多糟糕，才能引起重视，并且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叙述。对于那些与这种情况共处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在一次次就诊中被忽视，积累成难以言说的重负。

更令人心酸的是，这些照护者满怀希望地前来为年轻人争取支持，却常常发现自己被当作问题的一部分。他们描述过在书面或当面被指责的感受，而年轻人和照护者都能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态度。这或许部分源于服务系统长期以来的设置——当年轻人出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审视父母的教养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种态度都会带来代价：当年轻人感到自己被置于与照护者对立的立场时，他们可能会退缩，拒绝治疗，本应提供的帮助在开始前就已停滞。

另一种可能：当照护者成为资源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深入了解一个人的过往，包括早期的创伤经历，照护的方式便会截然不同。会议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有时表现出攻击性。直到有人阅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的历史，团队调整了照护提供者和方式，情况才得以改善。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人有时间去阅读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而照护者往往早已掌握这样的信息，并且能在家庭中继续提供支持。当照护者以这种方式被纳入治疗，年轻人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年轻人可能将照护者推向崩溃的边缘，而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也可能让照护者陷入困境。

现实约束与微小改变

这一切都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清楚自己希望提供怎样的照护，却苦于时间不足。将家庭纳入治疗核心，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压力重重的服务所稀缺的。然而，有些帮助其实很简单：为照护者设计的资源、承认照护者经历的沟通、为照护者提供的同伴支持，以及那些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的关系性举动。一些社区服务甚至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护者，使年轻人在家中透露自伤行为时，能得到更稳定、更有准备的回应。

未解的难题：照护者的位置

照护者的位置依然悬而未决。他们对年轻人至关重要，但在服务体系中却被边缘化，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够安放他们。围绕个体患者设计的服务，没有为在家中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为所有设计或提供危机照护的人留下了开放的问题：对于这项服务而言，照护者究竟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在危机迫近之前为他们留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累积多年、却从未被衡量的照护者，我们又欠他们什么？

“当家庭被真正纳入治疗，年轻人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将家庭拒之门外，可能让照护者陷入困境。” —— 简一思迈报道

此外，关于逆境、保护与预防的思考也在持续演进。ACAMH专家会议探讨了童年不良经历（ACEs）如何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并分享了基于证据的减少风险、增强韧性的策略。同时，Emma Morris博士的研讨会聚焦于运用心智化和系统方法，评估和治疗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的复杂创伤。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CAMHS）中，安全与自杀风险的评估和管理也在不断更新，转向个性化、协作化的安全评估与制定，并关注自闭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多机构学习以及更广泛的保护措施。Helen Minnis教授则带领我们了解童年期创伤相关障碍，如反应性依恋障碍（RAD）和去抑制性社交参与障碍（DSED），帮助识别相关行为。这些讨论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理解创伤，重视关系，才能为儿童和家庭提供真正有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