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人留在房间里

在青少年危机干预中，父母或照顾者常常被边缘化。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往往被排除在正式治疗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Pooja Saini教授在一次关于青少年与家庭简短干预的会议上，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护理：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留下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照顾者留在房间里，而不是站在边缘？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青少年，都是由照顾者带来的。照顾者通常是第一响应者，在服务介入之前就一直在管理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变化，而监护几乎从未停歇。照顾者们描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孩子的情况，感觉必须不断证明事情有多糟糕，别人才会采取行动，并且要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对于那些已经这样生活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在单次咨询中是无法被察觉的。

更棘手的是，那位一直承担风险的照顾者，本希望为孩子争取支持，却发现自己被当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有些人描述说，无论是书面还是当面，他们都感到被指责，这种感受照顾者和孩子都能察觉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服务体系的传统设置——当孩子出现问题时，往往会审视父母的教养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都会带来代价。如果孩子感觉自己被挑拨与照顾者对立，他们可能会退出治疗，而原本的帮助还没开始就可能停滞。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仔细阅读一个人的经历，包括早期的逆境经历，护理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会议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攻击性强，直到有人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调整了护理人员和方式。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时间和关注：有人有时间去阅读她的历史并采取行动。照顾者通常已经掌握了同样的信息，并且可以在家中继续这项工作。当照顾者以这种方式被纳入时，青少年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青少年可能会把照顾者推向崩溃边缘，而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也可能发现照顾者自身陷入困境。

这些都不脱离现实限制。我们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知道自己想提供什么样的护理，却没有时间去做。在压力之下，将家庭纳入中心需要时间，而压力重重的服务很少能提供这样的时间。不过，有些帮助其实很小：与照顾者共同设计的资源、承认照顾者经历的沟通、照顾者之间的同伴支持、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关系性举动。一些社区服务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顾者，这样当孩子透露自伤行为时，家庭能做出更稳定、更有准备的回应。

照顾者的位置仍然悬而未决。照顾者对青少年至关重要，但在服务体系中却被搁置一旁，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完全容纳他们。围绕个体患者建立的服务，没有为那个在家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给任何设计或提供危机护理的人留下了问题：对于这个服务来说，照顾者是什么——资源、风险，还是伙伴？要怎样才能在危机迫使之前为他们腾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经累积多年、却从未被衡量的照顾者，我们又亏欠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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