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母职与女性心理健康：从Clancy案看社会期待与心理困境

最近，Lindsay Clancy案引发了广泛关注。这起案件的核心是刑事责任，但围绕它的公共讨论却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话题：我们对母亲的期待是什么？我们如何识别女性的心理痛苦？当这两种叙事发生碰撞时，又会发生什么？

Clancy被指控在2023年1月杀害了她的三个孩子。她的辩护律师认为，严重的心理疾病，包括产后精神病，使她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而检方则认为，她清楚自己的行为，并蓄意策划了这起谋杀。陪审团需要裁决这个法律问题。

作为一名治疗师和研究者，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围绕这起案件的讨论，揭示了关于母职和女性心理健康的哪些真相？

母职承载着强大的文化期待。一个“好妈妈”被想象为充满爱心、保护欲强、耐心、情感上随时可及，并且愿意为孩子牺牲自己。

然而，文化中却很少给母亲留出空间去说：“我 overwhelmed（不堪重负）”、“我感到 disconnected（疏离）”、“我被自己的想法吓到了”、“我认不出自己了”。

Clancy案暴露了理想化母职与心理痛苦之间的张力。庭审证词描述了一位曾被视作充满爱心、尽职尽责的母亲，同时她在案发前也经历了严重的焦虑、失眠、抑郁、自杀念头以及其他心理症状。

我们很难同时接纳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的文化叙事常常假定，母爱应该能保护女性免受心理崩溃。

当母亲伤害自己的孩子时，公共话语往往会迅速围绕两个对立的身份展开：怪物和精神病母亲。

第一种身份制造了道德距离。如果一个母亲犯下了难以想象的行为，我们可能需要把她想象成与其他母亲根本不同的人。

第二种身份则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变得简化，用精神疾病来解释一个人的全部。

一个女人可以爱她的孩子，同时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一个人可以在某些时刻表现出正常的功能，而在另一些时刻表现出严重的心理症状。承认心理疾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淡化三个孩子逝去的惨痛损失。

心理学的解释与道德或法律的判断并不是一回事。

也许这起案件带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是关于我们对严重心理疾病外表的假设。

庭审中呈现的证据包括Clancy搜索过幻觉、精神病、自杀、精神科药物和心理症状等信息。与此同时，其他证据则描绘了她日常的活动和互动。

我们常常认为，一个心理严重不健康的人，应该看起来一直都很糟糕。

但女性，尤其是母亲，可能会在经历巨大内心痛苦的同时，继续照顾孩子、回复信息、赴约、工作、计划三餐、操持家务。

有时，这种“正常表现”恰恰阻碍了痛苦被他人识别。

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有另一种话语：认为母亲的心理健康主要是个人的事。

这些问题很重要，但它们也可能掩盖了另一组问题：

我们的医疗系统在多大程度上能识别产后精神症状？提供者之间的沟通是否有效？当症状波动时会发生什么？家庭是否知道哪些警示信号需要紧急干预？

对这起案件的报道引发了关于治疗碎片化以及识别严重产后精神疾病困难的讨论。

我们当然应该鼓励女性寻求帮助。但“寻求帮助”不能成为我们孕产妇心理健康体系的全部。

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将一个极端的、毁灭性的案件当作产后心理疾病的代表。大多数经历产后抑郁或其他心理困难的女性并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而耸人听闻的案件可能会无意中增加对需要照护的母亲的污名化。

这起案件提出的最有用的问题，或许不是Lindsay Clancy是否完全符合“好妈妈”、“坏妈妈”、“怪物”或“精神病女性”的类别。

也许我们应该质疑，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完全符合这些类别。

女性的心理健康与母职并存，而不是在母职之外。

如果我们文化中对“好妈妈”的定义没有为愤怒、矛盾心理、闯入性思维、疲惫、疏离、精神疾病或寻求强力帮助留出空间，那么母亲们可能会学会隐藏那些我们最需要她们披露的经历。

这起案件中心的悲剧属于一个家庭，但围绕它的讨论属于我们所有人。

我们能否创造一种文化，让母亲不必表现得“正常”也能被视为好妈妈？让说“我不好”被视为需要关怀的信息，而不是母职失败的表现？

参考文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22).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text rev.; DSM-5-TR).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Publishing.

VanderKruik, R., Barreix, M., Chou, D., Allen, T., Say, L., & Cohen, L. S. (2017).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postpartum psychosis: A systematic review. BMC Psychiatry, 17,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