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九月两场纪念活动，其实在关注同一群人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攥着一些自认为“绝对不能放下”的东西。但研究却告诉我们，学会放手所带来的幸福感，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九月，有两个重要的纪念月：一个是“康复月”，关注的是与成瘾作斗争的人们；另一个是“自杀预防意识月”，关注的是那些因自杀而离开我们的人，以及那些仍处在风险之中的人。在大多数社区里，这两件事往往各走各的路。康复集会与自杀预防步行活动很少同台，组织者们也常常不在同一个会议室里出现。

我从事悲伤、创伤和成瘾方面的工作已经超过35年，长期以来我一直怀疑，这两个纪念月所谈论的，其实是同一群人。今年夏天，一组研究人员为这个直觉提供了扎实的数据支持。

被分开统计的死亡

今年七月，损伤流行病学家伊恩·罗基特、精神病学家埃里克·凯恩及其同事在《损伤预防》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评论。他们研究了美国2000年至2024年的死亡数据。在这些年里，自杀率上升了37.5%，而药物中毒死亡人数增长了两倍多。然而，官方记录为自杀的药物中毒死亡率，却仅从每10万人1.3例上升到1.8例。

如果用药过量死亡人数翻了三倍，自杀人数也上升了超过三分之一，你自然会预期“用药过量自杀”也会随之上升。罗基特估计，多达30%被标记为“意外”或“未确定”的用药过量死亡，实际上可能是自杀。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意图”是如何被判定的。法医或验尸官必须在当事人去世后做出判断，而当没有遗书、也没有记录在案的精神病史时，裁定通常就会落在“意外”上。罗基特说得很直白：“大多数药物过量是动机性行为的结果，严格来说并不是‘意外’。”

为了感受一下规模，我们来看CDC的最新临时数据：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用药过量死亡人数为67,798人。而2024年官方统计的自杀总数为48,824人。如果这些用药过量死亡中每十例就有一例实际上是自杀，那么全国自杀人数将比我们报告的数字高出约14%——而这还是用了远低于罗基特估计的比例。当各机构决定自杀预防资金和研究方向时，这些死亡并没有被算作自杀。

对用药过量幸存者的研究也指向同一方向。2019年，希拉里·康纳里和她在麦克莱恩医院的团队调查了120名正在接受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治疗的成年人，询问他们在最近一次用药过量前那一刻的感受。略超过一半（58.5%）的人表示，他们至少有一些想死的念头，约21%的人说他们确实想死。

这些对我来说并不意外。当我询问来访者关于用药过量的事情时，他们告诉我的内容很少能套进死亡证明上的那些分类里。我听到的是疲惫，是不在乎自己是否还能醒来。有些人在某个忌日、在失去监护权听证会后、或从监狱回家的第一晚，用了比平时更多的量。意图是一个连续谱，很多用药过量都落在中间地带。

从另一端看，这种关联同样成立。林奇及其同事（2020）在八个美国卫生系统中，将自杀死亡者与匹配的对照组进行了比较。同时患有酒精、药物和烟草使用障碍的人，在调整其他风险因素后，自杀死亡的几率约为一般人的11倍。在患有多种物质使用障碍的女性中，这一几率高出近17倍。

治疗缺口：最令人担忧的部分

SAMHSA在七月发布了2025年全国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估计有4460万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过去一年患有物质使用障碍。在成年人中，1390万人有过严重的自杀念头，490万人制定过自杀计划，230万人尝试过自杀。约1850万成年人同时患有精神疾病和物质使用障碍。

我认为治疗缺口是最令人担忧的。去年，只有16%的物质使用障碍患者接受了任何物质使用治疗，这意味着大约3850万人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治疗或服务。他们中的许多人自杀风险很高，却永远不会被临床医生问及这一点。

当然，数据中也有真正的希望。用药过量死亡人数比一年前下降了约12%，而在报告曾有物质使用问题的成年人中，73%认为自己正在康复中。大多数人确实会好起来，康复月正是提醒人们这一点的好时机。

风险往往在过渡期飙升。当一个人离开戒毒所、住院治疗或监狱后，他们的耐受性更低，而压力通常更高。宾斯万格及其同事（2007）追踪了从华盛顿州监狱释放的人，发现他们在出狱后头两周内用药过量死亡的风险，约为一般人群的129倍。这几周也正是人们被工作和住房拒绝、发现哪些关系还在、背负着大量羞耻感的时候——而这些都是已知的自杀念头驱动因素。

在康复一段时间后重新使用，是另一个危险点。来访者常告诉我，复吸证明他们失败了，而这种信念会迅速滑向绝望。把绝望、更低的耐受性和没人能预测的毒品供应放在一起，就很难说清意外用药过量在哪里结束、自杀企图从哪里开始。

急诊科、康复项目和门诊诊所在看到非致命性用药过量的患者后，应该考虑自杀意图的可能性，并直接询问意图，最好使用经过验证的筛查工具。这只需要一两分钟，而根据我的经验，当提问的人看起来真的在乎答案时，人们会诚实回答。

自杀筛查也应该出现在成瘾治疗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入院、出院以及任何一次重新使用之后。对于这个人群，一份好的安全计划包括纳洛酮、关于获取枪支和其他致命手段的谈话，以及一个具体的可以打电话的人的名字。

从数据到行动

在数据方面，罗基特和凯恩建议采用一种名为“自伤死亡率”的指标，它将记录在案的自杀与大多数药物自我中毒死亡合并计算。这绕开了死后猜测意图的问题，让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了解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人。对法医和验尸官进行更好的培训、制定更一致的标准，也会有所帮助。

在地方层面，九月的这两场活动完全可以开始合作。康复组织可以在他们的活动中加入自杀预防内容，自杀预防联盟可以邀请正在康复中的人来发言。很多人也不知道，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线也接听关于物质使用的来电。

在我的实践中，我最常依赖的问题之一是某种版本的：“是什么让你坚持到了现在？”在焦点解决治疗中，我们称之为应对问题。我用它问过早期康复中的人，也问过正在考虑结束生命的人，它对两者往往都有效，因为它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他们已经设法活下来的方式。

九月的这两个纪念活动大概会保留各自的标志和活动，但我希望看到在各自领域工作的人们开始问对方的问题。康复项目中的咨询师可以询问自杀念头，危机热线的工作人员可以询问饮酒和吸毒情况。这两个问题都花不了多少时间。

如果你或你爱的人正在考虑自杀，请立即寻求帮助。24小时帮助请拨打988联系988自杀与危机生命线，或发送短信TALK至741741联系危机短信线。要寻找你附近的心理治疗师，请访问Psychology Today治疗师目录。

参考文献：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ology. (2026). U.S.A. suicide: 2024 official final data.

Binswanger, I. A., et al. (2007). Release from prison: A high risk of death for former inmat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56(2), 157-165.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2026, August). Provisional drug overdose death counts [12 months ending March 2026]. Vital Statistics Rapid Release.

Connery, H. S., et al. (2019). Suicidal motivations reported by opioid overdose survivor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f adults with opioid use disorder.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205, 107612.

Lynch, F. L., et al. (2020).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d risk of suicide in a general US population: A case control study. Addiction Science & Clinical Practice, 15, 14.

Rockett, I. R. H., Caine, E. D., Stack, S., & Nolte, K. B. (2026). Deterioration of American suicide accounting as rates rise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nd responses by suicidologists with respective expertise in psychiatry, sociology and forensic pathology. Injury Prevention.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36/ip-2025-046146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2026). Highlights for the 2025 National Survey on Drug Use and Health. Center for Behavioral Health Statistics and Quality.

本文作者Traci Sweet，心理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是Holon Health, Inc.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