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儿童期持续易怒：青春期抑郁与自伤的早期预警信号

易怒在幼儿期很常见，随着孩子逐渐学会忍耐挫折、表达情绪、调节情感和社交理解，大多数孩子的易怒情绪会自然减少。然而，如果易怒在幼儿期持续居高不下，可能预示着未来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增加。Srinivasan 等人（2024）探讨了3至7岁间易怒情绪的变化是否与青春期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相关。利用英国千禧队列研究的数据，他们发现：那些在幼儿期易怒情绪未如预期般下降的孩子，在青春期更可能报告较高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易怒从一种暂时的行为问题，重新定位为未来情绪风险的早期标志。对于神经发育障碍（如ADHD）的儿童尤其相关，因为易怒在这些孩子中很常见，且可能掩盖抑郁的识别。

易怒：从发育常态到风险信号

易怒可定义为在挫折或目标受阻时更容易发怒的倾向。在幼儿中，一定程度的易怒是发育中的正常现象。学龄前儿童仍在学习如何忍受失望、等待、分享、调节情绪以及用语言表达痛苦。然而，易怒也存在于一个连续谱上，当它持续且造成损害时，就与后续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联。既往研究已将儿童期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焦虑、行为问题和自杀风险联系起来（Brotman 等，2017；Stringaris 等，2018；Vidal-Ribas 等，2016）。Srinivasan 等人（2024）聚焦于一个重要的发育问题：是某个时间点的易怒更重要，还是易怒的发育模式更具信息量？他们的核心假设是：那些在3至7岁间易怒情绪持续偏高、而非随发育正常下降的孩子，青春期抑郁症状和自伤风险更高。

研究如何开展？

研究者使用了英国千禧队列研究的数据，这是一个大型、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出生队列。儿童易怒情绪在3岁、5岁和7岁时通过儿童社会行为问卷和长处与困难问卷中的四个条目进行测量。14岁时，青少年通过简短情绪与感受问卷报告抑郁症状，并通过一个自评条目报告自伤行为。研究者分析了3岁、5岁和7岁时分别测量的易怒是否与14岁时的抑郁和自伤相关，并进一步考察了3至7岁间易怒的变化是否能预测这些青春期结果。单次高分可能反映暂时的发育阶段，而持续不降的易怒则可能指示更持久的情绪失调模式。

关键发现：持续易怒是重要预警

结果清晰：5岁和7岁时的易怒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相关；而3岁时的易怒在调整混杂因素后与后续结果无关。最重要的是，那些3至7岁间易怒持续偏高的孩子，在14岁时更可能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这一关联在调整了儿童性别、种族、家庭社会经济因素、母亲抑郁、儿童认知发展以及早期情绪、同伴、多动和品行问题后仍然存在。也就是说，持续易怒本身携带了关于青春期风险的信息。当然，这不能证明因果关系，研究者也谨慎指出，该研究是观察性的，无法排除遗传和环境等残留混杂因素。但结果提示，易怒的发育轨迹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为什么3岁和5-7岁的结果不同？

论文中最有趣的一点是3岁易怒与5岁和7岁易怒的对比。3岁时的易怒与青春期抑郁或自伤无独立关联，可能是因为易怒在3岁时更普遍、更具发育常态性。而到了5岁和7岁，大多数孩子已发展出更强的情绪调节、挫折耐受以及应对社交和学业要求的能力。因此，这个阶段仍持续偏高的易怒更具信息价值。这种发育视角对临床很有用：它提示临床工作者不应将所有早期易怒等同视之，而应关注其持续性和发育背景。一个3岁时易怒但随后改善的孩子，与一个易怒持续到小学早期的孩子，可能走上不同的发展路径。

可能的机制：为什么持续易怒与抑郁和自伤相关？

Srinivasan 等人（2024）讨论了几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情绪调节：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更难忍受挫折和管理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增加情绪低落、退缩、冲突或适应不良的风险。二是社交经历：易怒的孩子可能遭遇更多与同伴、父母或老师的负面互动，更容易经历冲突、排斥或社交孤立，这些都可能促成抑郁。三是回避：随着孩子长大，社交和学业要求增加，持续易怒可能导致他们回避挑战性情境，从而减少掌握感、积极强化和同伴联系的机会。四是共同易感性：易怒和后来的抑郁可能是潜在负面情感易感性的不同发育表现，易怒并非直接导致抑郁，而是更广泛情绪脆弱性的早期表现。研究者还指出，虐待、欺凌和养育方式等环境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易怒的持续性和后续心理健康结果，这些路径很可能是复杂且双向的。

对ADHD儿童的特别启示

易怒、情绪失调、冲动、同伴问题、睡眠困难和挫折不耐受在ADHD儿童中很常见。这些困难可能掩盖抑郁的识别。在临床实践中，ADHD儿童的易怒常被归因于ADHD本身、对立行为或对学校/家庭压力的反应。这些解释有时正确，但Srinivasan的研究提示，持续易怒应被认真对待，作为未来情绪风险的标志。对于ADHD共病抑郁的识别尤其重要：青少年抑郁不一定表现为明显的悲伤，而可能通过易怒、低挫折耐受、信心丧失、社交退缩、低自尊或自伤风险升高来呈现。因此，该研究支持一种发育取向：临床工作者不仅要问孩子现在是否易怒，还要问易怒是否持续、造成损害，以及随时间如何变化。

早期干预的窗口

研究结果支持幼儿期可能是预防的重要窗口。如果3至7岁间的持续易怒与青春期抑郁和自伤相关，那么早期支持情绪调节和亲子互动可能具有长期价值。Srinivasan 等人（2024）建议，家长管理训练在幼儿期可能特别有效。针对易怒的干预通常包括家长管理方法和认知行为成分（Stringaris 等，2018；Sukhodolsky 等，2016）。对于年幼儿童，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可能更合适，因为家长在帮助孩子调节挫折、管理日常和应对情绪升级中扮演核心角色。

总结：临床实践的意义

Srinivasan 等人（2024）表明，3至7岁间持续偏高的易怒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相关。研究提示，易怒的发育轨迹比单次早期评估更具信息量。对临床工作者而言，信息很实用：幼儿期易怒不应自动被病理化，但持续到小学早期的易怒值得关注。它可能指示情绪调节、社交功能或更广泛的情绪脆弱性问题。对服务体系而言，研究指向预防：支持有持续易怒的幼儿及其家长，可能是降低未来抑郁和自伤风险的一条途径。对于ADHD和神经发育障碍的儿童，易怒常是临床图景的一部分，该研究强调了随时间监测情绪、自尊和自伤风险的重要性。

本文由简一思迈编译整理，原文基于ACAMH专家研讨会内容。ACAMH（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协会）是一个致力于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专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