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儿童期持续性易怒：青春期抑郁与自伤的早期预警信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脾气、闹情绪几乎是每个家长都会遇到的“家常便饭”。尤其是3岁左右的孩子，刚刚开始学习如何面对失望、等待、分享，以及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偶尔的易怒其实是很正常的。但随着年龄增长，大多数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会逐渐提升，易怒的表现也会慢慢减少。

然而，如果孩子的易怒情绪在3到7岁之间一直居高不下，没有像预期那样随着成长而缓解，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一项由Srinivasan等人（2024）进行的研究发现，那些在幼儿期易怒情绪持续较高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提醒我们：易怒不仅仅是一时的行为问题，它可能是孩子未来情绪风险的早期“指示灯”。

易怒：从正常到需要关注的“分水岭”

易怒，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在面对挫折或目标受阻时，更容易表现出愤怒的倾向。在幼儿阶段，一定程度的易怒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易怒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当它变得持续、强烈，并且影响到孩子的日常生活时，就可能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相关联。此前的研究已经将儿童期的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焦虑、行为问题甚至自杀风险联系起来（Brotman等，2017；Stringaris等，2018；Vidal-Ribas等，2016）。

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则更进了一步，他们关注的是一个关键的发展性问题：是某个时间点的易怒更重要，还是易怒的发展模式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孩子在3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一直保持在高位，而不是像大多数孩子那样逐渐下降，那么他们未来出现抑郁和自伤的风险就会更高。

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研究人员使用了英国“千年队列研究”的数据，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出生队列。他们在孩子3岁、5岁和7岁时，通过家长问卷评估了孩子的易怒程度。到了孩子14岁时，则让青少年自己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研究不仅分析了每个年龄点的易怒程度与青春期结果的关系，还重点考察了易怒情绪在3到7岁之间的变化趋势对青春期的影响。

结果非常清晰：5岁和7岁时的易怒程度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显著相关。而3岁时的易怒程度，在调整了其他因素后，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没有独立关联。最关键的是，那些在3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持续偏高的孩子，在14岁时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种关联在排除了孩子的性别、种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母亲抑郁、孩子的认知发展以及早期情绪、同伴关系、多动和行为问题等因素后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持续性的易怒本身，似乎就携带着关于未来风险的重要信息。

当然，这项研究是观察性的，不能直接证明因果关系。但它的发现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为什么3岁和5-7岁不一样？

研究中最有意思的一点是，3岁时的易怒与青春期抑郁和自伤没有独立关联，而5岁和7岁时的易怒却有关。这很可能是因为，在3岁这个年龄段，易怒还比较普遍，属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到了5到7岁，大多数孩子已经发展出了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挫折耐受力和应对社交及学业要求的能力。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孩子的易怒情绪仍然很高，那就可能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信号。

这种发展的视角对临床工作很有帮助。它告诉我们，不能把所有的早期易怒都等同看待。关键在于易怒是否持续存在，以及它出现的年龄和发展背景。一个3岁时爱发脾气但后来逐渐好转的孩子，和一个到了上小学年龄仍然动不动就发火的孩子，可能走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持续性易怒如何影响未来？

Srinivasan等人讨论了几个可能的机制。一是情绪调节能力：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在忍受挫折和管理负面情绪方面存在更大困难，久而久之，容易导致情绪低落、退缩、人际冲突或不良的应对方式。二是社交经历：易怒的孩子可能更容易与同伴、父母或老师发生冲突，遭遇排斥或孤立，这些负面社交经历会进一步增加抑郁的风险。三是回避行为：随着学业和社交要求的增加，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会选择回避挑战性的情境，从而减少了获得成就感、积极反馈和同伴连接的机会。四是共同的易感性：易怒和后来的抑郁可能只是同一个潜在情绪脆弱性的不同表现形式，易怒本身并不直接导致抑郁，而是这种脆弱性的早期表现。

此外，环境因素如虐待、欺凌和教养方式，也可能同时影响易怒的持续性和未来的心理健康。这些路径很可能是复杂且双向的。

对ADHD孩子的特别提醒

对于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孩子来说，易怒、情绪失调、冲动、同伴问题和挫折耐受性差是常见的表现。这些困难可能会掩盖或混淆对抑郁的识别。在临床实践中，ADHD孩子的易怒常常被归结为ADHD本身、对立违抗行为，或者是对学校或家庭压力的反应。这些解释有时是对的，但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提醒我们，持续性的易怒值得认真对待，它可能是未来情绪风险的一个信号。

当ADHD和抑郁同时出现时，抑郁的表现可能不是明显的悲伤，而是通过易怒、挫折耐受性低、自信心下降、社交退缩、自卑或自伤风险增加等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临床医生不仅需要关注孩子当前是否易怒，更要关注这种易怒是否持续、是否造成了功能损害，以及它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早期干预：一个重要的预防窗口

这项研究支持了一个观点：幼儿期可能是预防的关键窗口。如果3到7岁之间的持续性易怒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有关，那么早期为情绪调节和亲子互动提供支持，可能会产生长远的益处。Srinivasan等人建议，针对幼儿期的易怒，家长管理训练可能特别有效。这类干预通常包括家长管理策略和认知行为成分。对于年幼的孩子，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尤其合适，因为家长在帮助孩子调节挫折感、管理日常节奏和应对情绪爆发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总结

Srinivasan等人（2024）的研究表明，3到7岁之间持续存在的易怒情绪，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显著相关。这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比单次评估更有信息价值。对于临床工作者来说，信息很明确：幼儿期的易怒不必过度病理化，但如果易怒持续到学龄初期，就需要引起重视。它可能预示着情绪调节困难、社交功能问题，或者更广泛的情绪脆弱性。对于服务提供者来说，研究指向了预防的方向：在幼儿期为持续易怒的孩子及其家庭提供支持，可能是降低未来抑郁和自伤风险的一条有效途径。而对于ADHD等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这项研究再次强调了监测情绪、自尊和自伤风险的重要性。

本文由简一思迈编译整理，原文基于Srinivasan等人2024年发表于《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