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9·11事件25周年：关于疗愈，我们学到的三堂课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紧紧攥着一些自认为绝对放不下的东西。但研究却告诉我们，学会放手，能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失去的痛苦，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漫长。可以说，悲伤是人类共通的体验，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就已存在。各个社会和宗教中，哀悼的传统数不胜数。西方文明最早的文献记录里，就充满了关于悲伤的记载。古埃及王国（公元前2600年）的证据表明，对逝者的哀悼是一场公开的仪式，场面盛大而隆重，在富人和统治阶级中尤其如此。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悲剧，就是大规模的公共仪式，让人们通过戏剧来宣泄失去与创伤带来的悲痛。这些悲剧把哀悼变成了一种公民体验，甚至是一种义务。北欧和日耳曼传统延续了“悲伤是一种公民责任”的主题，但他们通过公开的神话故事和仪式化的纪念活动（如葬礼）来表达悲伤。随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兴起，有组织的公开葬礼越来越流行。悲伤，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学诞生时的核心议题之一。弗洛伊德1917年的《哀伤与抑郁》提出了第一个正式的悲伤心理学理论，强调“放下”失去之物的重要性。

但近年来，弗洛伊德“放下”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人们更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结）与失去之物保持联系，而不是像弗洛伊德主张的那样彻底分离（Klass, Silverman, & Nickman, 1996）。由此可见，纵观历史，哀悼的过程一直伴随着公开的表达和仪式。哀悼被认为是一种最好能与人分享、而非否认或隐藏的过程。如果说近代有一个时刻，把“永不忘记”这个概念具体化了，那很可能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

在9·11事件25周年之际，我们缅怀那一天逝去的数千条生命，还有更多因疾病而受到影响的人，以及那些因随后的战争和兵役而永远改变的家庭。例如，悲剧援助幸存者项目（TAPS）自成立以来，已为超过10万名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提供了支持，其中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服务了14,858名与9·11相关的失去亲人的军人家庭。为了完成这样的使命，他们不得不放弃仅依靠有执照的心理健康临床医生提供心理支持的方式，转而采用同伴支持模式。

所谓同伴，可以定义为两个或更多拥有共同点的人，通常是指拥有共同的生活经历。那些成功走过艰难人生经历的人，经过适当培训，可以有效地以同伴支持者的身份发挥作用。这些同伴支持者能够利用共同经历带来的纽带，建立起可信度、共情和希望感（SAMHSA, 2015）。同伴支持得到了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的认可和支持。2001年9·11事件之后，同伴们接受了培训并被动员起来，为军人家庭提供支持。但为了发挥同伴支持的力量，这些同伴支持者本身也经历过类似失去的痛苦，并且已经从中疗愈。

在TAPS的方法中，同伴们接受了一个简单的三步非线性丧亲模型培训：

数十年来与失去亲人的家庭同行，证实了同伴支持可以具有深刻的疗愈作用。同样的原则现在也被应用在乌克兰。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会发现三重启示：1）悲伤是一个过程，最好被视为一段旅程；2）这段旅程最好有同伴同行；3）最好的同伴是那些走过类似旅程的人。能够与一个不需要你解释悲伤、理解哀悼没有时间表、并能用亲身经历证明有可能在承受毁灭性失去的同时继续传递爱的人坐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疗愈。

9·11事件25年后，在TAPS的实践中，一个核心承诺始终未变：任何因亲人为国服役而逝去而悲伤的人，都不应独自走这条路。幸存者关怀幸存者，从一开始就是帮助的核心，它仍然是疗愈、希望和爱之永恒纽带的最有力表达之一。这个承诺可以给予所有失去亲人的人，无论失去的原因为何。所以，看来古人是对的。他们懂得，从失去中疗愈永远不应是一个孤独的体验。他人的支持，尤其是同伴的支持，教会我们爱与希望这些至关重要的功课。

参考文献：

Klass, D., Silverman, P. R., & Nickman, S. (1996).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Substance Abuse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SAMHSA, 2015). Core competencies for peer workers in behavioral health service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