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我能稳住创伤急救室，却搞不定一个普通的周二——一位57岁确诊ADHD的护士自述

每个班次的开场都差不多：我扫一眼病人，快速判断谁的情况更紧急，然后决定先处理谁。五号床上，一个四岁男孩的脖子上爬满了荨麻疹。他说喉咙有点怪怪的，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

建立静脉通路。推药。等待。终于，那片红色慢慢退了下去。他的妈妈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好，下一个是谁？六号床。一个肾结石的男士疼得直打滚。补液、止痛药、坦索罗辛。

又有一位病人捂着胸口走进来。心梗。我们瞬间进入快节奏——准备送他去心导管室。

我真心热爱在急诊科的日子。我喜欢那种高度聚焦的专注感，同时推进好几个紧急情况；也喜欢在一切乱成一锅粥时，内心反而涌上来的那种奇异的平静。

我喜欢握着害怕的人的手，读懂一张脸上的恐惧，在有人只需要另一个人陪在身边时，留下来。我甚至还因为“以患者和家庭为中心的照护”拿过一个奖。

在工作里，我能稳住一个创伤急救室。可回到家，我连一个普通的周二都几乎应付不来。

延伸阅读：危机中的ADHD优势——超聚焦、创造力与韧性

我的信箱满到邮递员好心地请我清一清，不然她没法继续投递。大多数早晨，我都得折返回家三次去拿落下的东西。约会、电话号码、预约、文件——日常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比一个挤满病人的急诊科还要难。

直到有一天早上，一位和我共事的年轻护士问了我一个问题，彻底改变了一切。我当时开玩笑地把一个失误归咎于“我的ADHD”。他回答说：“你有ADHD？我也有。你吃什么药？”

我心里想：我真的有ADHD吗？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能对自己承认这件事吗？

57岁那年，我被正式诊断为ADHD。之后我告诉了一位认识的女士。她的第一反应是：“你一个护士，还有ADHD？”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一个有ADHD的人，怎么可能被信任去承担那样的责任？

那时候，我还在努力把这个诊断整合进对自己的理解里。把它说出口，本身就让我觉得很脆弱。她的反应，很快就把那扇门关上了。

但诊断是真实的。当我开始接受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后，我感觉仿佛有一副重担从肩上卸了下来。我第一次明白：我的那些困难，并不能证明我粗心、懒惰、不靠谱或无能。只是我的大脑，运作方式不一样。

急诊科恰好给了我的大脑它最爱的东西：紧迫感、新鲜感、不断移动，以及要求我全神贯注。但日常生活——那些延迟的后果、重复的任务、文书、日历、邮件，还有一百件小事同时争夺注意力，却没有一件会冲你喊“现在就做！”——反而要难应付得多。

我越了解自己的大脑，就越开始把日子安排得更像我的工作班次。其中有三件事帮助最大：

而诊断带来的情绪部分，则花了更长时间去消化。回望那些年，我为自己被误解了那么久而感到悲伤。

如今，我在心导管室工作——就是心梗病人被紧急送来的地方。依然紧急，依然快节奏，依然是那种我的注意力能恰好发挥作用的房间。

确诊几年后，我开始明白一件更简单的事：别人对ADHD的假设，并不能决定我的能力。

我是一个有成就的女性，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护士。我能稳住一个创伤急救室。是的，我可能依然搞不定一个普通的周二。这两件事都是真的。它们并不互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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