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庭留在“房间”里？

在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家长或照护者常常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往往被排除在正式治疗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在近期一场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程干预的会议上，Pooja Saini教授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照护的现状：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一个问题萦绕不去：如何让照护者真正走进“房间”，而不是站在门口？

照护者：被忽视的第一响应人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青少年，都是由照护者带来的。照护者往往是第一响应人，在专业服务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管理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发生变化，而他们的警惕几乎从未松懈。照护者们描述，他们一遍遍地查看孩子的状况，感觉必须证明情况有多糟，别人才会采取行动，还要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对于那些与这种情况共存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在一次次就诊中被累积，而单次门诊根本无法捕捉。

更艰难的是，这些承担风险的照护者，本希望为孩子争取支持，却发现自己被当成了问题的制造者。有人描述，无论是书面还是当面，他们都感受到了指责，而孩子和照护者都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这或许部分源于服务系统长期以来的设置——当青少年出现问题时，总是倾向于审视父母的养育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种态度都会带来代价：如果孩子感到自己被挑拨，与关爱自己的人对立，他们可能会退缩，治疗尚未开始便已停滞。

另一种可能：让照护者成为“知情人”

或许，我们可以设想另一种可能。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仔细阅读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包括早期的逆境体验，照护方式便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会议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有时表现出攻击性，直到有人阅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随即调整了照护人员及方式。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人有时间去了解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而照护者往往已经掌握了类似的信息，他们可以在家中继续这项工作。可以想见，当照护者以这种方式被纳入时，青少年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青少年，可能会将照护者推向崩溃的边缘，而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也可能让照护者陷入困境。

现实约束与微小改变

这一切都受制于现实条件。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清楚自己希望提供怎样的照护，却苦于没有时间。将家庭纳入核心，需要时间，而这正是压力重重的服务所稀缺的。然而，有些帮助其实很小：比如与照护者共同设计的资源，能够承认照护者经历的沟通，为照护者提供同伴支持，以及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关系性举动。一些社区服务甚至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护者，使青少年自残的披露能在家庭中得到更稳定、更充分的回应。

照护者的位置仍然悬而未决。他们对于青少年至关重要，但在服务体系中却被边缘化，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够容纳他们。围绕个体患者设计的服务，没有为在家中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为任何设计或提供危机照护的人留下了问题：对于这项服务而言，照护者究竟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在危机迫使改变之前，需要做些什么来为他们腾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累积多年、却从未被衡量的照护者，我们又欠他们什么？

延伸阅读：逆境、保护与预防

在ACAMH关于不良童年经历（ACEs）的专家会议上，与会者探讨了逆境、保护与预防如何塑造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会议旨在提供基于证据的策略，以减少风险，增强儿童和家庭的韧性。

此外，还有关于儿童和家庭复杂临床表现的心理化治疗、CAMHS中的安全与自杀风险管理、以及童年期创伤相关障碍与神经多样性的交织等专业议题，这些都为临床工作者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