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庭留在“房间”里？

在青少年心理危机干预中，父母或照顾者常常被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往往被排除在正式治疗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在近期一场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程干预的会议上，Pooja Saini教授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照护的现状：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不去：如何让照顾者真正走进“房间”，而不是被留在门外？

照顾者：被忽视的第一响应者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青少年，都是由照顾者带来的。照顾者往往是第一响应者，在专业服务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在管理风险。这种风险可能随时变化，而他们的警惕几乎从未松懈。照顾者们描述，他们一遍遍地查看孩子的状况，感到必须证明情况有多糟，别人才会采取行动，并且要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对于那些与这种情况共存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是单次咨询无法体会的。

被误解的痛：当照顾者成为“问题”

更棘手的是，那些承担风险的照顾者，本希望为孩子争取支持，却发现自己被当作问题的来源。一些人描述，他们感到被指责，无论是书面还是当面，而孩子和照顾者都能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服务系统长期以来的设置——当青少年出现问题时，往往首先审视其养育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种态度都会带来代价：如果青少年感到自己被置于与照顾者对立的立场，他们可能会退出治疗，而本应提供的帮助可能在开始之前就停滞了。

另一种可能：当照护变得人性化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情景。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仔细阅读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包括早期的逆境体验，照护方式就会有所不同。会议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具有攻击性，直到有人阅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便调整了照护提供者和方式。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时间和关注：有人有时间去了解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而照顾者往往已经掌握了这样的信息，并且可以在家中继续这项工作。当照顾者被这样纳入照护时，青少年更有可能保持参与。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青少年可能会将照顾者推向崩溃边缘，而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也可能让照顾者陷入困境。

现实约束与微小改变

这一切都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知道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照护，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家庭纳入核心，需要时间，而这正是压力重重的服务所稀缺的。然而，有些帮助其实很小：与照顾者共同设计的资源、承认照顾者经历的沟通方式、为照顾者提供同伴支持，以及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关系性举动。一些社区服务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顾者，使青少年在自我伤害时，家中能有更稳定、更充分的应对。

未解的难题：照顾者的位置

照顾者的位置仍然悬而未决。他们对青少年至关重要，但在服务体系中却被边缘化，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够完全容纳他们。围绕个体患者设计的服务，没有为在家中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为任何设计或提供危机照护的人留下了问题：在这个服务中，照顾者是什么？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在危机迫使改变之前，我们如何为他们腾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累积多年、却从未被衡量的照顾者，我们又欠他们什么？

逆境、保护与预防：基于新证据重新思考童年经历

探索逆境、保护与预防如何塑造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参加ACAMH关于不良童年经历（ACEs）的专家会议。学习基于证据的策略，以减少风险并增强儿童和家庭的韧性。

心智化与复杂临床表现：系统性与创伤知情的方法

Emma Morris博士主持网络研讨会，帮助临床医生运用心智化和系统性方法，评估、制定公式并治疗儿童、青少年和家庭的复杂创伤。

CAMHS中的安全与自杀风险：儿童和青少年的评估与管理

本系列讲座探讨了CAMHS中自杀预防的最新最佳实践，强调在2025年国家指南发布后，转向个性化、协作性的安全评估、制定和管理。还探讨了自闭症中的自杀倾向、近期案例的多机构学习，以及更广泛的安全保护方法，包括儿童剥削和法医CAMHS视角。

虐待、创伤相关障碍及其与神经多样性的相互作用

Helen Minnis教授主持关于儿童期创伤和应激相关障碍的会议，即反应性依恋障碍（RAD）和去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DSED）。这些被认为是“由”虐待（忽视和虐待）引起的障碍。我们旨在提高您对RAD和DSED的认识，并帮助您识别工作中儿童和青少年相关行为的能力。

您的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布。必填项已标记*

关于在我们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详情，请联系publications@acam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