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人留在“房间”里？

在针对青少年的危机干预中，父母或照护者常常被置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全天候承担着风险，却往往游离于正式照护体系之外，有时甚至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Pooja Saini教授在一次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期干预的会议上，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照护：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一个问题萦绕不去：怎样才能让照护者留在“房间”内，而不是被排斥在边缘？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青少年，都是由照护者带来的。照护者通常是第一响应人，在服务介入之前就一直在管理风险。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发生变化，而看护几乎从未停歇。照护者描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青少年，感觉必须证明情况有多糟糕，别人才会采取行动，并且要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对于那些已经与这种情况共存多年的家庭来说，疲惫感会以单次预约无法捕捉的方式累积。

更棘手的是，那位承担风险的照护者，本希望为青少年发声，却发现自己被当作问题的一部分。有些人描述，无论是书面还是当面，他们感到被指责，而青少年和照护者往往都能察觉到这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服务长期以来在青少年出现问题时倾向于审视养育方式。无论根源何在，这都会带来代价。如果青少年感到自己被置于与照护者对立的立场，他们可能会退出治疗，本应提供的帮助在开始之前就可能停滞。

或许有一种值得想象的替代方案。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阅读一个人的历史，包括早期的不良经历，照护就可能呈现不同的形态。演讲中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有时甚至具有攻击性，直到有人阅读了她的档案，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便调整了照护提供者和方式。看来，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时间和关注：有人有空间去阅读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照护者往往已经掌握了类似的知识，并且可以在家中继续这项工作。当照护者以这种方式被纳入时，青少年更有可能保持参与，这似乎是合理的。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青少年可能会将照护者推向崩溃的边缘，而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可能会发现照护者自身也陷入困境。

这些都不能脱离现实限制。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境地：他们知道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照护，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将家庭纳入中间需要时间，而压力重重的服务往往缺乏时间。不过，有些帮助是微小的：与照护者共同设计的资源、承认照护者经历的沟通、为照护者提供的同伴支持、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关系性姿态。一些社区服务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护者，以便青少年自残的披露能在家里得到更稳定、更有准备的回应。

照护者的位置仍未解决。照护者对青少年至关重要，但在服务组织的角度，他们却被搁置一旁，没有现成的角色能够完全容纳他们。围绕个体患者设计的服务，没有为在家中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显的位置。这为任何设计或提供危机照护的人留下了问题：对于这个服务，照护者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在危机迫使之前，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为他们腾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多年累积却未被衡量的照护者，我们又欠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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