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童年期持续易怒：青春期抑郁与自伤的早期信号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脾气、闹情绪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尤其是两三岁的小家伙，一言不合就“炸毛”，常常让父母头疼不已。不过，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语言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交理解力的提升，大多数孩子的脾气会逐渐“收敛”，变得平和起来。

然而，如果孩子的易怒情绪在童年早期一直居高不下，没有随着成长而自然缓解，这可能不仅仅是“脾气大”那么简单，它或许是未来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早期信号。一项发表在2024年的研究（Srinivasan等人）就探讨了这个问题：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的变化，与青春期出现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

这项研究利用了英国“千禧世代研究”的大规模数据，结果发现：那些在童年早期易怒情绪没有像预期那样下降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高。这个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醒我们，不要仅仅把易怒看作一个暂时的行为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情绪风险标记。

易怒：是阶段性的“麻烦”，还是情绪的“晴雨表”？

所谓易怒，是指个体在遇到挫折或目标受阻时，更容易表现出愤怒的倾向。在幼儿期，一定程度的易怒是发育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学龄前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忍受失望、等待、分享、调节情绪，以及用语言表达内心的不适。但是，易怒也有一个“度”。当易怒的程度较高，且持续存在、影响到日常生活时，它就可能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挂钩了。

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童年期的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焦虑、行为问题和自杀风险有关。而Srinivasan等人的这项研究，则聚焦于一个更具发展性的问题：是某个时间点的易怒更重要，还是易怒的发展轨迹更能说明问题？他们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没有按照正常发展轨迹下降，而是持续偏高，那么他们在青春期出现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

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研究者使用了“千禧世代研究”的数据，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英国出生队列。他们在孩子3岁、5岁和7岁时，通过“儿童社会行为问卷”和“长处与困难问卷”中的四个项目来评估易怒程度。到了孩子14岁时，让他们自己报告抑郁症状（使用“简短情绪与感受问卷”）和自伤行为（通过一个自报项目）。

研究者不仅分析了3岁、5岁、7岁各个时间点的易怒与14岁结局的关联，还重点考察了从3岁到7岁易怒情绪的变化轨迹是否能够预测青春期的这些结果。因为，如果只是在幼儿期某个时间点出现一次高分，可能只是反映了那个阶段的暂时性发展特点；而如果易怒情绪在整个童年早期都没有下降，那就可能意味着一种更持久的情绪调节困难模式。

研究发现了什么？

研究结果非常清晰：5岁和7岁时的易怒情绪，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显著相关。而3岁时的易怒，在调整了其他因素之后，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没有独立关联。最关键的是，那些从3岁到7岁易怒情绪持续偏高的孩子，在14岁时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关联在考虑了孩子的性别、民族、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母亲抑郁情况、孩子的认知发展，以及早期的情绪、同伴关系、多动和行为问题等因素之后依然存在。也就是说，这种关联并不是简单地由早期的多动、行为问题、家庭不利因素或母亲抑郁所解释的。持续性的易怒本身，似乎就携带着关于青春期风险的重要信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易怒就一定会导致抑郁或自伤。研究者也谨慎地指出，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不能完全排除残余混杂因素（包括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这些发现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为什么3岁的易怒和5岁、7岁的易怒意义不同？

这项研究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3岁时的易怒与5岁、7岁时的易怒，对未来的影响截然不同。3岁时的易怒，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与青春期的抑郁和自伤没有独立关联。这可能是因为，在3岁这个年龄段，易怒是比较普遍和符合发育常态的。而到了5岁和7岁，大多数孩子已经发展出了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挫折耐受力和应对社交学业要求的能力。如果在这个阶段，易怒情绪依然明显偏高，那就更可能反映出一种偏离常态的发展轨迹，因此也更具预测价值。

这种发展的视角在临床上非常实用。它提醒我们，不要把所有早期的易怒都一视同仁地视为问题。相反，持续性和发展背景很重要。一个3岁时爱发脾气但后来逐渐好转的孩子，和一个到了学龄期依然动不动就暴怒的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路径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为什么持续易怒会增加抑郁和自伤的风险？

Srinivasan等人（2024）在论文中讨论了几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持续易怒与后来抑郁或自伤之间的关联。

一种可能是情绪调节能力。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在忍受挫折和管理负面情绪方面存在更大的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难可能增加他们出现情绪低落、退缩、人际冲突或适应不良应对方式的风险。

第二种可能是社交经历。易怒的孩子可能更容易与同伴、父母或老师发生负面互动。他们可能更容易经历冲突、被排斥或社交孤立，而这些都可能成为日后抑郁的诱因。

第三种可能是回避行为。随着孩子年龄增长，社交和学业要求不断提高，持续的易怒可能导致他们回避具有挑战性的情境。这样一来，他们获得成就感、积极反馈和同伴连接的机会就会减少，从而增加了抑郁的风险。

第四种可能是共同的易感性。易怒和后来的抑郁，可能是同一个潜在负面情感易感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在这种解释下，易怒并不是导致抑郁的原因，而是更广泛情绪脆弱性的早期表现。

此外，研究者也提到，环境因素如虐待、欺凌和养育方式，可能同时影响易怒的持续性和后来的心理健康结果。这些路径很可能是复杂且双向的。

对ADHD等神经发育障碍群体的启示

易怒、情绪失调、冲动、同伴问题、睡眠困难和挫折耐受性差，在ADHD儿童中非常常见。这些困难可能会掩盖或混淆对抑郁的识别。在临床实践中，一个ADHD孩子的易怒，可能被归结为ADHD本身的表现、对立违抗行为，或者是对学校或家庭压力的反应。这些解释有时是准确的，但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提示我们，持续性的易怒值得被认真对待，它可能是未来情绪风险的信号。

这一点在考虑ADHD与抑郁共病时尤其重要。ADHD青少年的抑郁，并不总是表现为明显的悲伤。它可能通过易怒、挫折耐受性低、自信心下降、社交退缩、自尊心降低或自伤风险升级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一种发展性的评估方法：临床工作者不仅要问孩子现在是否易怒，还要关注易怒是否持续存在、是否造成功能损害，以及它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早期干预的窗口

这些发现也提示，童年早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预防窗口。如果3岁到7岁之间的持续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有关，那么早期对情绪调节和亲子互动的支持，可能具有长期的价值。Srinivasan等人（2024）建议，在童年早期，家长管理训练可能特别有用。针对易怒的干预措施通常包括家长管理方法和认知行为成分。对于年幼的孩子，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可能尤其合适，因为家长在帮助孩子调节挫折、管理日常作息和应对情绪升级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结语：关注易怒的“轨迹”

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3岁到7岁之间持续偏高的易怒情绪，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相关。这项研究提示，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比单一时间点的评估更有信息量。对于临床工作者来说，信息很明确：不要轻易将童年早期的易怒视为病态，但当易怒持续到学龄早期时，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它可能预示着情绪调节、社交功能方面的困难，或者更广泛的情绪脆弱性。

对于服务体系而言，这些发现指向了预防的方向。在童年早期为持续易怒的孩子及其家长提供支持，可能是降低未来抑郁和自伤风险的一条途径。对于ADHD等神经发育障碍的年轻人，易怒常常是临床表现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也强调了持续监测情绪、自尊和自伤风险的重要性。

简一思迈始终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深入地理解孩子情绪背后的信号，用更科学、更温暖的方式陪伴他们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