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儿童期易怒与青春期抑郁及自伤行为的关联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脾气、闹情绪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尤其是两三岁的小家伙，一言不合就“炸毛”，常常让父母头疼不已。不过，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语言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对世界的理解力逐渐增强，大多数孩子的脾气会自然而然地“收敛”起来。但如果这种易怒的情绪在童年早期一直居高不下，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多留一份心了。

最近，一项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研究（Srinivasan等人，2024年）就关注到了这个问题。研究者们想弄清楚：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的变化轨迹，会不会和他们青春期的抑郁症状以及自伤行为有关？他们分析了英国“千禧世代研究”中数千名儿童的数据，结果发现：那些在童年早期易怒情绪没有像预期那样逐渐减少的孩子，到了14岁时，报告出现更多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不要仅仅把易怒看作一个暂时的行为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早期信号，预示着孩子未来可能面临情绪上的挑战。尤其对于那些有神经发育问题（比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孩子来说，易怒本来就常见，但这项研究提示我们，持续存在的易怒可能掩盖了潜在的抑郁风险。

易怒：是阶段性的，还是持续性的？

什么是易怒？简单来说，就是遇到挫折或目标受阻时，更容易生气、发火的一种倾向。在幼儿期，一定程度的易怒是正常的，因为孩子还在学习如何忍受失望、如何等待、如何分享、如何调节情绪，以及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易怒也有一个“度”。当它变得持续、严重，并且影响到孩子的日常生活时，就可能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挂钩了。

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童年期的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焦虑、行为问题和自杀风险有关。但Srinivasan等人想进一步探讨：是某个时间点的易怒更重要，还是易怒的发展轨迹更有预测力？他们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没有像大多数同龄人那样逐渐下降，而是持续处于高位，那么他们青春期出现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

研究是怎么做的？

研究者们使用了英国“千禧世代研究”的数据，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出生队列研究。他们在孩子3岁、5岁和7岁时，通过家长填写的问卷（包括儿童社会行为问卷和长处与困难问卷中的相关条目）来评估孩子的易怒程度。到了孩子14岁时，让他们自己报告抑郁症状（使用简短心境与感受问卷）和是否有过自伤行为。

然后，他们分析了两个问题：一是孩子在3岁、5岁、7岁时的易怒程度，是否分别与14岁时的抑郁和自伤有关；二是从3岁到7岁易怒情绪的变化轨迹，是否能预测青春期的这些结果。为什么要看变化轨迹呢？因为如果只是某个时间点的一次高分，可能只是反映了孩子当时处于一个暂时的发育阶段；但如果易怒情绪在整个童年早期都没有下降，那就可能意味着孩子存在更持久的情绪调节困难。

研究发现了什么？

结果很清晰：5岁和7岁时的易怒程度，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呈正相关；而3岁时的易怒程度，在调整了其他因素后，与青春期的抑郁和自伤没有独立关联。最关键的是，那些从3岁到7岁易怒情绪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孩子，在14岁时报告更多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且，这种关联在考虑了孩子的性别、族裔、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母亲抑郁情况、孩子认知发展以及早期情绪、同伴、多动和行为问题等因素后依然存在。

这说明，持续性的易怒本身，就携带着关于未来情绪风险的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易怒直接导致了抑郁，研究者也谨慎地指出，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不能排除遗传和环境等混杂因素的影响。但至少，它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为什么3岁和5岁、7岁不一样？

这项研究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3岁时的易怒与青春期抑郁没有独立关联，而5岁和7岁时的易怒却有。这可能是因为，在3岁时，易怒是相当普遍和正常的，大多数孩子都还在学习情绪调节；但到了5岁、7岁，大多数孩子已经具备了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挫折耐受力和应对社交学业要求的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易怒情绪仍然很高，那就更可能反映出一种偏离常态的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视角对临床工作很有帮助。它提示我们，不要把所有早期的易怒都视为同样令人担忧的问题，而应该关注易怒的持续性和发展背景。一个3岁时爱发脾气但后来逐渐好转的孩子，和一个到了学龄期仍然动不动就暴怒的孩子，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为什么持续易怒会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有关？

Srinivasan等人讨论了几种可能的机制。一是情绪调节能力。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在忍受挫折和管理负面情绪方面存在更大困难，随着时间推移，这可能会增加他们出现情绪低落、退缩、人际冲突或适应不良应对方式的风险。二是社交经历。易怒的孩子可能更容易与同伴、父母或老师发生负面互动，经历更多冲突、拒绝或孤立，这些都可能为抑郁埋下伏笔。三是回避行为。随着孩子长大，学业和社交要求越来越高，持续易怒可能导致他们回避挑战性情境，从而减少了获得成就感、积极反馈和同伴连接的机会。四是共同易感性。易怒和后来的抑郁可能都是潜在负面情绪易感性的不同表现，易怒并不是导致抑郁的原因，而是更广泛情绪脆弱性的早期体现。此外，环境因素如虐待、欺凌和养育方式，也可能同时影响易怒的持续性和未来的心理健康结果。这些路径很可能是复杂且双向的。

对ADHD孩子的特别提醒

对于ADHD儿童来说，易怒、情绪调节困难、冲动、同伴问题、睡眠问题和挫折不耐受都是常见的表现。这些困难可能会掩盖抑郁的早期迹象。在临床上，一个ADHD孩子的易怒，可能被归结为ADHD本身、对立违抗行为，或者是对学校或家庭压力的反应。这些解释有时是对的，但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提醒我们，持续性的易怒值得认真对待，它可能是未来情绪风险的一个标志。

尤其是当ADHD和抑郁共病时，抑郁可能并不总是表现为明显的悲伤，而可能通过易怒、挫折耐受性低、自信心下降、社交退缩、自卑或自伤风险增加来体现。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一种发展性的评估方法：临床工作者不仅要问孩子现在是否易怒，还要问这种易怒是否持续、是否造成损害，以及它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早期干预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也提示，童年早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预防窗口。如果3岁到7岁之间的持续易怒与青春期的抑郁和自伤有关，那么早期为情绪调节和亲子互动提供支持，可能具有长期价值。Srinivasan等人建议，在幼儿期，家长管理训练可能特别有用。针对易怒的干预通常包括家长管理方法和认知行为成分。对于年幼的孩子，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可能尤其合适，因为家长在帮助孩子调节挫折、管理日常作息和应对情绪爆发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结语

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告诉我们，3岁到7岁之间持续存在的易怒，与14岁时更高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有关。这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比单次评估更有信息量。对临床工作者来说，信息很明确：不要轻易将幼儿期的易怒视为病态，但如果易怒持续到学龄早期，就需要引起重视了。它可能预示着情绪调节、社交功能或更广泛情绪脆弱性的问题。对服务提供者来说，研究指向了预防的方向：在童年早期为持续易怒的孩子及其家长提供支持，可能是降低未来抑郁和自伤风险的一条途径。对于ADHD和神经发育障碍的年轻人，易怒常常是临床表现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更加强调了随时间监测情绪、自尊和自伤风险的重要性。

（本文基于Srinivasan等人2024年发表于《美国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杂志》的研究撰写，旨在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提供通俗易懂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