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儿童期易怒与青春期抑郁及自伤行为的关联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脾气、闹情绪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尤其是两三岁的小家伙，一言不合就“炸毛”，常常让父母头疼不已。不过，随着孩子慢慢长大，语言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和社交理解力的提升，大多数孩子的易怒倾向会逐渐减少。但如果这种易怒情绪在童年早期一直居高不下，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多留一份心了。

最近，一项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研究（Srinivasan等人，2024）就关注了这个问题。他们想弄清楚，孩子在3岁到7岁之间易怒情绪的变化，和他们青春期时出现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之间有没有关联。研究使用了英国“千禧世代研究”的数据，结果发现：那些在童年早期易怒情绪没有像预期那样下降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报告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高。

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易怒”这件事。它不再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行为问题，而可能是未来情绪困扰的一个早期信号。特别是对于有多动症（ADHD）等神经发育问题的孩子来说，易怒很常见，但这也可能掩盖了潜在的抑郁问题，需要我们更加警惕。

易怒，不只是“脾气大”

简单来说，易怒是指一个人在面对挫折或目标受阻时，更容易表现出愤怒的倾向。在幼儿身上，一定程度的易怒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还在学习如何忍受失望、等待、分享，以及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如果易怒的程度很高，而且持续存在，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那就可能与未来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了。

以往的研究已经发现，童年期的易怒与后来的抑郁、焦虑、行为问题和自杀风险有关。而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是某个时间点的易怒更重要，还是易怒的发展轨迹更有参考价值？他们的核心假设是：如果孩子的易怒情绪在3岁到7岁之间一直居高不下，而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那么他们在青春期出现抑郁和自伤行为的风险就会增加。

研究是怎么做的？

研究人员使用了英国“千禧世代研究”的数据，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出生队列研究。他们在孩子3岁、5岁和7岁时，通过问卷评估了孩子的易怒程度。到了孩子14岁时，又让他们自己报告了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然后，他们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易怒程度，以及易怒情绪的变化趋势，与青春期抑郁和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5岁和7岁时的易怒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显著相关。而3岁时的易怒，在考虑了其他因素后，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行为没有独立关联。更重要的是，那些从3岁到7岁易怒情绪一直很高的孩子，在14岁时报告抑郁和自伤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而且，这种关联即使在考虑了孩子的性别、种族、家庭经济状况、母亲抑郁情况、孩子的认知发展以及早期情绪、同伴关系、多动和行为问题等因素后，依然存在。

这说明，持续性的易怒本身，可能就携带着关于未来情绪风险的重要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易怒直接导致了抑郁，研究是观察性的，无法完全排除其他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但至少，它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为什么3岁和5岁、7岁不一样？

这项研究最有趣的地方之一，就是3岁时的易怒与5岁、7岁时的易怒，对未来的影响似乎不同。3岁时的易怒可能太普遍了，很多孩子在这个年龄都会比较爱发脾气，所以它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未来的问题。但到了5岁、7岁，大多数孩子已经具备了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和挫折忍受力，如果这时易怒情绪依然明显，那就可能更值得关注了。

这种发展的视角对临床工作很有帮助。它提醒我们，不能把所有早期的易怒都一概而论，而是要关注它的持续性和发展背景。一个3岁时爱发脾气但后来慢慢改善的孩子，和一个到了学龄期依然容易暴怒的孩子，可能走在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为什么会有关联？可能的解释

Srinivasan等人讨论了几个可能的机制，来解释持续性易怒与后来抑郁或自伤行为之间的关联。

一个可能是情绪调节能力。持续易怒的孩子，可能更难忍受挫折、管理负面情绪。久而久之，这可能让他们更容易陷入情绪低落、退缩、冲突，或者采用不健康的应对方式。

另一个可能涉及社交经历。易怒的孩子可能更容易与同伴、父母或老师发生负面互动，经历更多的冲突、拒绝或孤立，这些都可能为后来的抑郁埋下伏笔。

还有一种可能是回避行为。随着孩子长大，学业和社交要求越来越高，持续的易怒可能导致他们回避挑战性的情境，从而减少了获得成就感、积极反馈和同伴连接的机会。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共同的易感性。易怒和后来的抑郁，可能都是某种潜在的情绪脆弱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易怒并不一定是导致抑郁的原因，而是更广泛情绪风险的早期表现。当然，环境因素，比如虐待、欺凌和养育方式，也可能同时影响易怒的持续性和后来的心理健康。

对ADHD孩子的特别提醒

对于有多动症（ADHD）的孩子来说，易怒、情绪失调、冲动、同伴问题、睡眠困难和挫折忍受力差都是常见的表现。这些困难可能会掩盖潜在的抑郁问题。在临床上，一个ADHD孩子的易怒，可能被归结为ADHD本身、对立违抗行为，或者是对学校或家庭压力的反应。这些解释有时是对的，但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提醒我们，持续的易怒值得认真对待，它可能是未来情绪风险的一个信号。

特别是当ADHD和抑郁同时出现时，抑郁的表现可能不是明显的悲伤，而是通过易怒、低挫折忍受力、失去信心、社交退缩、自卑或自伤风险增加来体现。因此，这项研究支持一种发展的视角：我们不仅要问孩子现在是否易怒，还要关注这种易怒是否持续、是否影响功能，以及它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

早期干预的启示

这项研究也提示，童年早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预防窗口。如果3岁到7岁之间的持续性易怒与后来的抑郁和自伤行为有关，那么早期对情绪调节和亲子互动的支持，可能具有长期的价值。Srinivasan等人建议，在童年早期，家长管理训练可能特别有用。针对易怒的干预通常包括家长管理方法和认知行为成分。对于年幼的孩子，以家长为中心的干预可能尤其合适，因为家长在帮助孩子调节情绪、管理日常作息和应对情绪爆发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

结语

Srinivasan等人的研究表明，3岁到7岁之间持续存在的易怒，与14岁时的抑郁症状和自伤行为有关。这提示我们，易怒的发展轨迹可能比单次的评估更有信息量。对于临床工作者来说，信息很明确：童年早期的易怒不应被自动视为问题，但持续到学龄期的易怒值得关注。它可能预示着情绪调节、社交功能或更广泛情绪脆弱性的困难。对于服务体系来说，这项研究指向了预防的方向：在童年早期为有持续性易怒的孩子及其家长提供支持，可能是降低未来抑郁和自伤风险的一条途径。对于有ADHD和神经发育问题的年轻人，易怒常常是临床表现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更加强调了随时间监测情绪、自尊和自伤风险的重要性。

（本文基于ACAMH专家半日研讨会的相关研究报道编译，仅供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