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当末日预言偷走你的未来:如何找回生活的掌控感

当末日预言四处蔓延,我们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规划未来的勇气?本文从心理学视角剖析末日论调如何影响决策,并教你如何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

简一成长视点 | 当末日预言偷走你的未来:如何找回生活的掌控感

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攥着一些自认为“绝不能放手”的东西。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学会放下,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感提升。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有点沉重,却又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当周围充斥着“世界要完了”的声音时,我们该如何自处?

一个关于“末日预言”的真实故事

十多年前,我采访过一位名叫罗伯托·迪·斯特凡诺的前耶和华见证人长老。他跟我讲起一段让他至今难忘的经历。

那是在1974年之后,他曾在一次会众演讲中,郑重地告诉信徒们:1975年,哈米吉多顿(圣经中的末日决战)就会到来。多年后,一位女信徒找到他,说起当年听完那场演讲后,自己有多害怕。那种恐惧让她觉得,必须变卖所有家产,全身心投入传道。为了迎接她以为即将到来的“末日”,她放弃了太多太多。

罗伯托起初几乎记不清那次演讲了,直到他翻出当年的宗教公报和自己的手写笔记——那位女士说得没错。然而,当1975年平安过去,预言中的末日并未降临,他的信仰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也许,是上帝在给人们更多时间去传道吧。

你看,这就是末日预言最核心的杀伤力之一:哪怕那个预言中的世界末日压根没来,它也已经实实在在地重塑甚至颠覆了一个人的生活。

为什么“末日将至”会让人放弃未来?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你想想,如果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你,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那你还会费心去规划明年、甚至更远的未来吗?

如果一切终将失去意义,那为什么还要去读书深造、努力存钱,或者做任何事,除了“传道”和“拯救他人”?

1974年,守望台圣经书社(耶和华见证人的出版机构)曾公开赞扬那些为了全职传道而卖掉房产和财产的信徒。来自领导层的这种强力信息,影响了成千上万名见证人的人生决策,也决定了哪些选择会受到褒奖。信徒们开始做出一些不可逆的决定,比如花光养老金,因为他们相信,救赎取决于是否“紧急行动”。

当某个权威宣称自己独家掌握了“危险情报”时,这种预言就变得极具控制力。这种环境最终催生了我称之为“恐惧灌输”的现象——群体的最高权威,成了人们躲避即将到来的灾难的避难所。

在这种氛围下,任何怀疑都会被看作是“灵性软弱”的表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最近的新冠疫情,就被许多高控制型宗教团体解读为世界末日临近的又一力证。

从预言到行动:当信念走向极端

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在《摧毁世界以拯救它》一书中,探讨过这种心态的极端案例。他研究了奥姆真理教——1995年,该组织成员在东京地铁发动了化学毒气袭击,造成乘客死伤。

该组织头目麻原彰晃自称是耶稣和佛陀,他向信徒灌输:这种破坏行为是更大规模“净化”的一部分。追随者被要求抛弃过往的生活,一切决定都必须唯“上师”的权威是从。

利夫顿在研究这一事件时,识别出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几种机制。在奥姆真理教中,他指出,“环境控制”限制了成员接触外界观点的渠道;而“教义高于个人”则营造出一种氛围——官方教条比任何个体的生命都重要。

利夫顿还提出了“存在分配”的概念,即把人群划分为“应得救赎者”和“不值得者”。以奥姆真理教的毒气袭击为例,麻原彰晃利用“净化”的说辞,告诉信徒:杀戮其实是在“拯救”受害者,让他们得以重生。

实际发生的袭击,将整个团体从“预测灾难”推向了利夫顿所说的“行动预言”——成员们真的动手去让预言成真,从而创造出一条所谓的“终极救赎之路”。这种暴力是极端的结果,是一个被许诺的未来,是那些将“牺牲他人”美化为“正义之举”的教义所催生的。

末日论调,早已不限于宗教

如今,末日式的语言早已不局限于宗教领域。人工智能,就常常被描绘成要么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毁灭者,要么是必然的继承者。

在当下关于AI的讨论中,存在一些被研究者称为“有效加速主义”的拥趸——他们强调AI的好处,同时有意淡化其风险。更激进的加速主义者甚至欢迎AI机器最终取代人类,宣扬一个即将到来的“第二种族”将探索宇宙。

宗教团体对“哈米吉多顿”的定位,和AI加速主义者对人类末日的预测,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的论调在一点上惊人地相似:它们都把人类的命运看作已经板上钉钉的事。

这会让普通人感到越来越无力,我们可能开始想:“既然未来已经注定,那还费劲投资未来、追究责任干什么?”

这种“认命”的心态,甚至会侵蚀我们保护地球的意愿。比如,如果AI灾难不可避免,那还费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关心海洋做什么?

对于那些在鼓励这种“必然性”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比如末日教派),关于AI毁灭的预测可能会唤醒他们旧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确实已经感染了许多人,甚至是那些从未在教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

那么,当这些预言充斥四周时,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找回掌控感:从区分“可能”与“必然”开始

首先,重新找回掌控感,始于分清什么是“可能”,什么是“必然”;什么是基于恐惧的想象,什么是可以切实行动的。

要对抗恐慌或无助感,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我们仍然可以影响的事情上。

当我们规划未来、决定是否深造、保持健康、参与投票、倡导监管时,我们可以留心末日预测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的。

生活在一个末日预测制造恐惧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这是现实。然而,把这种不确定性当作一份礼物,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解读。

未来的“确定性”意味着一切已成定局,这会制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不确定性”则重新确立了选择权和自我效能感,它让我们摆脱“必须为某个预言而推迟生活”的信念。

不确定性不是敌人,它恰恰是我们重新拿回生活主动权的起点。
简一思迈 JIANYI SIMA
简一思迈 简一思迈 JIANYI S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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