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超越安全计划:自杀关怀中更艰难的部分
自杀关怀不应止于安全计划。本文探讨了为何治疗痛苦根源比稳定危机更为艰难,以及如何通过CAMS等方法真正触及自杀的核心。
在自杀关怀的实践中,我们常常把目光聚焦在急性危机上。安全计划、筛查工具、危机热线——这些都为那个危急时刻而设计,也确实能稳住局面。这种关注可以理解,因为死亡和自杀未遂是最容易被统计的。然而,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在每一个采取行动的人背后,还有更多饱受严重自杀念头困扰却从未被计入统计的人。如果支持只针对那些已经尝试过自杀的人,那么那些正在痛苦中挣扎却未采取行动的人,就可能被排除在外。而正是这个隐藏的群体,才是问题真正的规模所在,也是现有工具触及最少的地方。
大多数服务机构似乎都有一套应对危机的工具。安全计划帮助一个人在情况恶化时采取具体步骤,这比过去只要求承诺不采取行动的旧式合同要好得多。危机热线提供了一个求助的渠道。限制致命手段的可及性,是降低即时危险最直接的方法之一。这些工具都不可或缺。但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管理急性风险,却不处理其根源。例如,安全计划在减少自杀行为方面似乎比减少自杀念头更有效,而痛苦本身往往被搁置一旁。
另一种选择,或者说是很好的补充,是同时治疗病因。David Jobes教授提出的协作式自杀评估与管理(CAMS)方法,让患者自己说出驱使他们走向自杀的因素,然后将这些因素作为治疗的目标。其目的是将自杀本身视为一个独立的治疗对象,而不是仅仅作为潜在障碍的症状来间接处理。有试验支持的一些治疗方法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直接针对自杀念头和行为。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痛苦本身才是最需要关注的,因为最深层的困难就在这里。即使是简短的工作也能产生效果:基于这些原则的单次会谈已显示出能减轻痛苦、提升活下去的意愿,这对于时间有限的服务机构来说可能很重要。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熟悉的停点:临床医生完成筛查和安全计划后,觉得工作已经完成。但按照这个论点,这只是开始,因为还没有任何措施来解决导致患者自杀的根本原因。部分原因可能是恐惧。与有自杀倾向的患者坐在一起是令人害怕的,而且在某些体系中,如果出了问题,担心被指责的忧虑也随之而来。如果稳定危机和治疗病因确实是不同的任务,那么一些问题就随之而来:对于那些正在受苦但尚未采取行动、可能不会出现在任何统计中的人,我们欠他们什么?责任在哪里,是超越安全计划,去学习其背后的治疗方法?如果恐惧是阻碍这一步的部分原因,那么什么能帮助临床医生准备好迈出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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