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一成长视点 | 危机时刻，如何让家庭留在“房间”里？

当一位年轻人陷入心理危机，需要紧急干预时，我们常常发现，最辛苦的往往是他们的父母或照顾者。他们日夜守护，承担着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却常常被排除在正式的治疗体系之外，甚至有时被当作“问题的一部分”。在最近一场关于青少年及家庭短期干预的会议上，Pooja Saini教授从两个角度描述了危机护理的现状：一边是濒临崩溃的家庭，另一边是同样接近极限的工作人员。会后，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人们心头：要怎样做，才能让照顾者真正走进“房间”，而不是被留在门外？

照顾者：被忽视的“第一响应人”

大多数来到危机服务的年轻人，都是由照顾者带来的。在专业服务介入之前，照顾者往往就是“第一响应人”，他们独自承担着管理风险的重任。这种风险可能在几分钟内发生变化，而他们的警惕几乎从未松懈。照顾者们常常描述，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年轻人的状况，感觉必须不断证明情况有多糟糕，才能引起重视，并且要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如此生活的家庭来说，疲惫感早已深入骨髓，远非一次门诊所能体会。

被误解的“问题父母”

更令人难过的是，那些承担了巨大风险的照顾者，本希望为孩子争取支持，却常常发现自己被当成了“罪魁祸首”。他们描述，有时在书面记录或当面交流中，都能感受到被指责的意味，而年轻人对此也心知肚明。这或许与长期以来服务体系中“孩子出问题，必是父母之过”的倾向有关。但无论根源何在，这种态度都会带来伤害。当年轻人感到自己的照顾者被针对时，他们可能会对治疗产生抵触，原本的帮助还没开始就可能停滞。

另一种可能：看见历史，调整方式

或许，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情景。当工作人员能够放慢脚步，认真阅读一个人的过往经历，包括那些早期的创伤，护理方式就会截然不同。会议上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位康复病房的患者，每当工作人员靠近时就会变得痛苦甚至具有攻击性，直到有人仔细阅读了她的病历，了解到她曾遭受虐待，团队随即调整了照护人员和方法。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人有时间去了解她的历史，并据此采取行动。而照顾者往往早已掌握这些信息，他们可以在家中继续这种“个性化”的照护。可以想见，当照顾者被这样纳入进来，年轻人更有可能保持治疗参与度。反之亦然，一个处于急性痛苦中的年轻人，可能会把照顾者推向崩溃边缘，而一个将家庭拒之门外的服务体系，最终也可能发现照顾者自身也陷入了困境。

现实约束与微小改变

当然，这一切都受制于现实条件。不难想象工作人员所处的困境：他们知道应该提供怎样的照护，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家庭纳入核心，需要时间，而压力重重的服务体系往往难以提供。不过，有些帮助其实很简单：与照顾者共同设计的资源、能体谅照顾者经历的沟通、为照顾者提供的同伴支持，甚至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关怀举动。一些社区服务甚至更进一步，直接培训照顾者，让他们在面对年轻人自残等状况时，能够更加镇定、更有准备地应对。

未解的难题：照顾者的位置

照顾者的位置依然悬而未决。他们对年轻人至关重要，但在服务体系的组织中却被边缘化，没有任何一个现有角色能真正容纳他们。以个体患者为中心的服务体系，没有为在家承担风险的人留下明确的位置。这给所有设计或提供危机护理的人留下了问题：在这个服务体系中，照顾者究竟是谁？是资源、风险，还是伙伴？要怎样才能在危机迫使他们进入之前，就为他们留出空间？对于那些自身痛苦已积累多年、却从未被衡量的照顾者，我们又欠他们什么？

“照顾者不是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方案的关键。让他们留在‘房间’里，就是让希望留在房间里。”

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专业会议和资源，或许能提供更多视角：

逆境、保护与预防：重新思考童年经历

本次ACAMH专家会议将探讨不良童年经历（ACEs）如何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并学习基于证据的策略，以减少风险、增强家庭韧性。

儿童与家庭复杂临床表现中的心智化：系统性与创伤知情方法

Emma Morris博士将主持网络研讨会，帮助临床医生运用心智化和系统性方法，评估、制定治疗方案并处理儿童、青少年及家庭的复杂创伤。

CAMHS中的安全与自杀风险管理：儿童与青少年风险评估与管理

本系列讲座将探讨2025年国家指南发布后，自杀预防的最佳实践更新，强调个性化、协作式的安全评估、制定方案与管理，并涵盖自闭症中的自杀风险、多机构学习以及更广泛的安全保护方法。

虐待、创伤相关障碍及其与神经多样性的相互作用

Helen Minnis教授将主持关于童年期创伤和应激相关障碍的讲座，包括反应性依恋障碍（RAD）和去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DSED），帮助您提高对这些障碍的认识，并掌握识别相关行为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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